香港必須要改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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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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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死結 絕難解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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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死結 絕難解開

北京目前挑選第四屆香江特首,壓力比以往大得多。因為回歸十四年,董建華、曾蔭權兩位三屆特首給後繼者留下了一個爛攤子,尤其是曾蔭權○五年接手後,幾年來的無能管治,荒誕施政,白白浪費了「撥亂反正」、「振衰除弊」的寶貴時機,把爛攤子搞得更爛、更亂,香港下滑得更快,矛盾更多更深更尖銳,現在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。面對這樣的爛攤子,甚麼人當特首能夠打理?這個何人堪當重任的壓力全落在北京身上。

環顧香江官場政壇,無論是朝廷刻意培養多年的,還是自己「跳出來」的,無論是自家營壘的,還是反對派陣營的,無論是民望低的,還是高一些的,就那麼幾個人,掂來掂去,朝廷恐怕無一滿意者。這些「疑似特首」人選,摒除政治考慮,僅以才具、能力而論,也無「合格」者。總之,朝廷選人向來要講「德才兼備」,然今天選特首,是德也不行,才也不夠,選無可選也,最終結果,恐怕只能「求其」算數,「德才」兼失也。

朝廷選董建華當首位特首時最「輕鬆」,因為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,那時「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」還沒有「實踐」,皆紙上談兵。香港人當中有沒有真能幹好特首的人才,朝廷更是不知道,以為像董建華這樣「家世華貴」、人脈很廣的「商界大人物」一定能當好特首,游刃有餘。

朝廷選曾蔭權當第二位特首時,心情已變,頗不輕鬆了,但仍然不清楚選甚麼樣的人能夠幹好。在選人範圍很窄、形格勢禁之下,對曾蔭權先是「試着用」,後發現很不理想,卻又只好「湊合着用」,因為朝廷還是手中無人,且不想再折騰了。然而,朝廷和香港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,在「湊合用」及「人事苟安」中,眼巴巴看着香港一步步更爛更亂。

這個趨勢能否由第四屆特首扭轉,首先取決於北京選人。對此,北京當然知道,只是這個「人才死結」絕難解開。

柳扶風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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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被規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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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被規劃
2011年03月22日

經過十四年「高度自治」後,香港終於被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涵蓋範圍,我們可從中央這個部署看到甚麼端倪呢?

競爭力被削弱
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在環球金融危機中不斷提升,中央的自信也同時增強。藉着這個契機,大陸推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( ECFA)幫助處於經濟低迷的台灣。隨着兩岸關係改善,雙方開始建立互信,直接處理雙邊事務。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示範點的需要正在減退,而最可惜的是香港一早就放棄了作為兩岸中介人的角色。

經過三任政府、兩位行政長官,中央對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看得清清楚楚。董建華還可算有心無力,而走馬上任的曾蔭權卻是徹徹底底的無心無力,只是一直靠攏商界製造經濟泡沫。縱使中央不斷放話要特區政府解決深層次矛盾,曾班子總是置若罔聞。而最致命的,是香港缺乏一個長遠發展計劃。香港的政治制度使其失去政黨政治可帶來的政策理念和連貫性。儘管中央政策組,儼如中國社會科學院,應發揮研究和制訂香港長遠發展政策以供政府參考的角色,可惜中策組卻選擇了一條唯命是從、幫助政府製造輿論的道路。

眼見港府施政雜亂無章,香港的競爭力一天一天被削弱,中央政府終於按捺不住,把香港歸納入國家規劃。這事情是好是壞仍有待觀察,但我們已經失去了選擇自己長遠發展的話事權。

朝陽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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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英〈政治領袖〉堪玩味 范太稱未得中央信任/文﹕李先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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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英〈政治領袖〉堪玩味 范太稱未得中央信任/文﹕李先知

日本一場地震,令香港政圈變得沉寂過來。雖然至今距離特首選舉不足一年,理應風聲四起,但至今有關「跑馬仔」的消息,仍是少之又少。不過,在這場風雨前的平靜,仍有一絲絲的漣漪,筆者日前到梁振英的個人網站一看,發現他發表了一篇題為〈政治領袖〉的文章,細嚼下有不少可堪玩味之處。

梁振英的文章,雖然只是他兩年前寫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文章節錄,但他解釋是「有感於近日世局」,決定與大家重溫一番,文中最精警的,有以下兩個段落。

「政治形勢變幻叵測,沒有政治人物可以為改革的成果寫保單,但稱職的領導人要有敢想的擔當,要有敢於承擔個人政治風險的勇氣。」「勇於承擔,迎難而上,這就是政治家的風範。不論有沒有選票箱的授權,當了領導的就要在最大程度上做好領導角色。尸位素餐,只為光宗耀祖,做官不做事,不如不做。」

不難發現,梁振英要說的,明顯是衝他的對手而來,可見他在這場選舉中,雖然一直被形容處於落後階段,但看來仍未有放棄。而且政治變幻叵測,誰可預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?正如一年前傳出來是「黑馬」人選的人大常委范徐麗泰,在浮浮沉沉一輪後,今年兩會時再次成為眾人談論的焦點。

一名資深建制派人士形容,這場跑馬仔賽事,「向來都是有3隻馬在跑」,而第三隻毫無驚喜的,正是范太。不過令人意外的是,坊間一般分析都指香港一旦出亂子,就愈對梁振英這個「鷹派人物」有利,但該資深人士卻認為,其實最大得益者是范太。

「北京經研判後如果覺得香港太亂,要大刀闊斧改革,那麼真命天子就是范太,因為她與泛民有偈傾,推動政策時相對順暢;相反,如果香港安安定定,那上場的就是好好先生唐英年了!」

那麼在北京眼中,現時香港有幾亂呢?該建制派以風球打比喻﹕「現時是3號風球,但到了選舉就是8號,尤其區議會選舉政治化後,泛民隨時贏多幾席,變成7:3(泛民得票七成,建制派三成)!」

范太這個名字再被放上,但據她身邊人透露,范太從來無向中央爭取選特首,其一原因是年紀確實太大,即使只做一屆,退任時也年屆70歲;另一原因則有點耐人尋味,就是范太自問「未得中央信任」。身邊人透露,范太曾經說過做特首有兩大條件,一是得港人信任,這項她自問可以達標,另一項則是獲中央信任,但貴為人大常委的她,卻曾向友人透露﹕「中央信不信我,我不敢講!」范太這個說法到底是「太謙虛」,還是另有盤算?

筆者向了解北京政情人士打聽,探討特首「跑馬仔」是否唐梁之爭、范太是否黑馬,得到的信息是,北京高度關注也充分了解近月來香港的政治變化,包括申亞遭否決、擴建堆填區遭否決、交通津貼方案被迫一再修訂、預算案要大幅修改等等,這一連串事件,反映的是行政主導難以貫徹的問題,下一屆特首面對的將會是更政治化的局面,如果要維持有效管治,必須具備駕馭複雜政治局面、處理政治危機的能力,這一點可以說是首要的條件,其次是熟悉施政、能有效落實政策的行政管理能力,再其次是團結隊伍、團結公眾的親和能力。從這三大條件來看,特首人選並不局限於唐、梁或范,現階段不能排除還有其他合適人選。消息人士透風謂,到今年中局面相信便會較為明朗。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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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挑擔 舉步維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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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挑擔 舉步維艱

九七回歸時,「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」,對北京和港人都是一個全新課題,誰都沒有實踐經驗,甚至連「參照系」也沒有,然而,大家都講得天花龍鳳,北京信心滿滿,港人自命不凡,都以為英國人走後,「香港明天會更好」。

北京信心滿滿,是太高估香港人之故。在中共的「思想觀念」和「唯物史觀」指導下,是要永遠相信人民群眾的。毛皇帝說過,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。因此要充分相信群眾,依靠群眾,放手發動群眾。有了這樣的固有觀念和思想方法,北京就充分相信港人可以治理好香港,英國人能做到的,中國香港人也一定能做到,而且會做得更好。

港人自命不凡,認為可以管治好香港,是因港人根本對管治無知。因為無知,所以膽大、盲目、自命不凡。事實上,在英國人統治下,港人從不知管治為何物,不知政治為何物,不知決策為何物。英國人為統治香港建立了一整套非常精密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法律架構,這是一部嚴謹的機器,英國人「吸納」和利用一部分港人參與,他們只是「齒輪」和「螺絲釘」,只有工具功能。然而,這些香港人「身臨其境」久了,就產生某種幻覺,以為自己是這部機器的指揮系統和發動機。而且俗話說,看人挑擔不吃力,「身臨其境」的港人,看到英倫和港督手揮目送作出決策似乎十分瀟灑,咱家有何不行?這是典型的事非經過不知難也。

如今,十四年過去,總結經驗教訓,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,就是北京和港人都對在「一國兩制」架構下搞好「港人治港」看得太易。不過,北京還是要在表面上「信心滿滿」,還是要在一切公開場合大事讚揚「港人治港」如何成功,特區政府如何成績大大。倒是香港人不敢再自命不凡了,知道管治香港殊非簡單,看人挑擔不吃力,自己一挑擔,舉步維艱也。

柳扶風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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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不添動力 競爭力勢落後 社會百病叢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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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不添動力 競爭力勢落後 社會百病叢生

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「2011年《城市競爭力藍皮書》」(以下簡稱報告),香港的綜合競爭力在全國地級以上294個城市中,排名仍然第一;不過,與其他內地城市的差距持續縮窄,而綜合增長指數排名288位(即是倒數第7名),反映香港整體停滯不前。香港競爭力前景不容樂觀,是政府無所作為,坐吃老本的結果。我們認為,香港一定要在經濟發展添加動力,否則競爭力優勢會加速消失,社會深層次矛盾加劇,不安定因素浮現,衝擊社會穩定。還有不足14個月任期的曾蔭權政府,「看守政府」心態濃烈,難寄厚望,我們希望中央政府藉運作下一任行政長官選舉,給香港注入新動力,擺脫死氣沉沉的局面。

香港情中央焦慮

特區政府無所作為

2006年,中國社科院首次把香港納入這項持續研究計劃,6年來,香港的競爭力都排名第一,雖然如此,年前報告已指出,中國城市整體競爭力上升,香港未能跟上整體步伐。去年,報告提出警示,認為香港面臨3大挑戰:(1)技術創新不足、人才嚴重流失;(2)面臨內地和國際城市挑戰;(3)全球產業升級較快,香港產業升級相對緩慢,競爭優勢下降。今年報告認為,香港經濟轉型緩慢,不重視創新科技,影響香港的發展;經濟轉型緩慢,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;科學競爭力及基建等發展緩慢,削弱優勢等,同時,專家亦認為港府的規劃能力不足。

而在中央政府層面,自從2005年以來,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見到曾蔭權都有所提示,最新一次是今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舉行的中外記者會,溫家寶不厭其煩地提出香港要注意3件事情,包括(1)要有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,(2)重視和解決深層次矛盾,(3)改善民生,重視教育、科技,以增強發展的後勁,重視發展服務業,包括金融服務業和旅遊服務,發展小型科技創新企業,以增加就業等。當時,溫家寶說到「我曾經講過」和提示之具體,有人解讀為顯示他對香港情,焦急之情,溢於言表。

舉世國家、社會,經濟趑趄不前,矛盾必大,社會不穩定,近期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和革命和動亂,此乃根本原因。香港這幾年土地政策失誤,導致樓市泡沫,深層次矛盾加劇,市民怨懟日亟,而政府施政舉步維艱,管治失效,已是不爭事實。曾蔭權政府是否重視社會不穩定因素正在增加,外間不得而知,但是市民看到政府的管治意志有消沉之勢,例如原商務及發展局長劉吳惠蘭辭職已經一個月,曾蔭權仍未提出接替人選,連管治班子也不完整,一派看守政府的無為心態,可見一斑,更遑論政府認真體待溫總對香港的殷殷期盼了。

今年是全國「十二五」規劃開局年,香港首次獲納入為國家整體規劃,明確了香港的角色和定位,成為全國一盤棋的一部分。在新格局之下,國家整體發展向前走之際,若香港停滯不前,則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助力角色,會否變成阻力,值得關注和警惕。例如,港珠澳大橋本港負責路段的環境評估,因為政府做得不夠周密,被司法覆核推翻,大橋工程進度勢被拖延,就是一例。本港政治體制決定政府能量有限,施政受到掣肘,香港納入全國規劃之後,政府能否推動香港與國家發展同步並進,是往後的考驗。

寄望下屆政府

以新思維治港

香港首要在經濟發展添加動力,若無新增長點,香港的繁榮穩定能否持續,是一大疑問。例如,近日稅務局公布2010/11年度稅收創新高,主要由於炒樓、炒股及賭博的稅項大增,這種「靠炒賭破紀錄」的稅收模式,屬於不穩定和投機性收入,難以持續。同樣地,經濟增長主要押注的金融業和旅遊業,也受經濟周期影響,所以,香港需要開拓經濟新增長點,才可以打造穩定的繁榮局面。

曾蔭權政府多年來未推動香港經濟變革,今時今日,他們更不可能展示大有為魄力,只能寄望下任特首率領新一屆特區政府,以新思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發展,逐步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。就此,我們認為未來約1年時間,要注意和處理好3方面情。

首先,基於特首人選,中央有決定性影響力,在決定祝福哪一位出任特首時,中央必須明確知道其施政意向,並衡量其能力,香港不能再出現一位只做門面工夫,實際施政則虛與委蛇、虛應故事,只求胡混過關的特首。

其次,特首候選人必須向市民宣示他當選後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綱領,就一些具體事項,例如會否復建居屋等,作明確宣示,變相以立此存照方式,讓市民監察。

第三,雖然市民無緣參與決定特首人選,但是整體社會應該透過informed debate,就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方向,達致一些基本共識,然後在明年7月1日之後,由新一屆政府推動落實。在2017年特首以普選方式產生之前,讓市民有某一程度參與,影響選舉結果,對於日後特首的施政,相信會有所幫助。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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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深圳從後趕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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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深圳從後趕上

地價不斷上升,助長炒風,削弱香港的競爭力,殆無疑問。今年度政府主動推出多幅地拍賣,均以高價成交,而且後市可能進一步升溫,證明所謂壓抑樓價的措施,效果不彰,看守政府可能無力扭轉頹局。

社科院《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》批評香港過分依賴金融與地產,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,導致土地及房地產價格急速上升,一枝獨秀,使城市的生產力成本過高,也造成貧富懸殊嚴重,不易解決,大財團壟斷的局面也難以打破,長遠不利提升競爭力。

相比之下,內地大城市如上海及深圳等正快速從後趕上,與香港的距離逐步拉近。以上海為例,○九年的GDP已超過香港,是內地最具綜合競爭力的城市,專家估計倘若香港繼續牛步前行,五至六年內,上海就有機會取代「香港第一」的地位。

再以港人熟悉的深圳為例,其發展步伐也相當驚人,去年是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,胡錦濤親臨深圳,肯定其改革開放的成績表非常亮麗。在很多經濟領域,深圳以香港為師,卻發展得比香港好且快。

雖在政府效率、法治環境、民生保障、社會管理和文化影響力等方面,深圳仍落後於香港,但深圳積極改革,說改就改,相信五至七年內,在上述範圍,會有長足的進步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深圳打算在二○一五年實現GDP總量達到一點五萬億美元的目標,將進一步拉近與香港的距離。藍皮書建議香港應加快與內地融合的速度,尤其是借助珠三角的發展動力。

期望下屆政府改弦更張,以新思維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。

宋立功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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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力江河日下 啃老本終有盡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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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力江河日下 啃老本終有盡時

前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說過,這年頭香港的喜事不多,高錕獲諾貝爾獎是喜事,本港健兒在東亞運動會上狂收金牌是喜事,在○九年的最後日子裏,香港又蟬聯「中國最具綜合競爭力城市」的桂冠,這也算得上是一件喜事。
自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發布有關排行榜以來,香港是年年高踞榜首,令港人有「受寵若驚」的感覺,今年緊隨香港之後的分別是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廣州等城市。研究會負責人指出,本港在經濟實力、城市安全度、生活品質及社會福利方面的評分都很高,在金融、物流及旅遊等方面亦佔優,內地城市要超越本港的整體競爭力,非短期內可以達到。

對於整天擔憂「上海威脅論」的港人而言,這份排行榜似乎是一劑定心丸。不過,若仔細分析有關排行榜的內容,非但令人難以高興,反而更添憂愁。因為本港發展動力不足,經濟實力與上海的距離愈來愈小,早有專家指出,如果今年香港經濟負增長,而上海保持百分之九的增長率,那麼今年上海的GDP將首次超越香港。

誠然,上海人口是香港的三倍,香港人均GDP仍然佔有較大的優勢。不過,鮮為人知的內蒙古城市鄂爾多斯,今年的人均GDP已超越香港。港人決不能坐井觀天,更不能只盯着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,如鄂爾多斯一類的小城市,因發展後勁凌厲,將來都可能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。

就城市安全度、生活品質等方面而言,香港相對內地城市的優勢同樣在不斷收縮。近來本港頻頻爆發高空擲物事件,令香港淪為恐怖之城,市民出入無不心驚肉跳,而警方遲遲未能破案,勢必增長狂徒的氣燄。本港的空氣污染問題亦持續惡化,空氣污染指數長期居高不下,早前澳洲政府更針對香港發出旅遊忠告。再加上百物騰貴,人均居住面積狹小,就業壓力大,在香港生活愈來愈困難。上述研究會同日公布中國十大「美滿度」城市排行榜,香港僅排名第七。

更令人擔憂的是,在城市成長競爭力方面,香港的排名逐年下跌,由二○○六年的第四位,跌至去年的第七位,今年又大幅滑落至第十一位,眼看着青島、大連、重慶等二線城市後來居上,越過了香港。成長競爭力代表可持續發展的潛力,代表一個城市的未來,由於香港在這方面的排名江河日下,足證香港老態龍鍾,欠缺活力,遲早被追趕者超越。

香港競爭力由盛而衰,令人唏噓。香港的輝煌停留在二十世紀,踏入二十一世紀後,便日益走下坡,無可挽回地衰落了。雖然說,興衰起落是歷史發展的規律,香港不可能永遠排第一,但不可否認的是,港府不思進取,懦弱無能,施政亂象不斷,加速了香港的衰落。再加上反對派搞搞震,造成本港政治紛爭及社會內耗不斷,嚴重損耗香港持續發展更新的能力,這就是國家領導人訓示曾蔭權所一再提到的「深層次問題」。深層次問題不解決,香港的明天必然是黯淡的。

香港的危機日甚一日,我們可以看到,四大傳統支柱產業已搖搖欲墜,所謂六大優勢產業更加虛無縹緲,遠水難解近渴,港府勉強拼湊的「十全武功」,只不過是「十大皆空」。缺少實體產業支撐的香港經濟,猶如建立在沙丘之上。

可以說,香港能撐至今日,仍然還有些風光,靠的是前輩打下的基業。然而,老本總是有限的,總有一天被啃盡喝光。「強弩之末,勢不能穿縞素」,香港的整體競爭力排在中國城市首位的時間,已經屈指可數。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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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舟側畔千帆過 香江斯人獨憔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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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舟側畔千帆過 香江斯人獨憔悴

多年前廣東省生產總值首次超越香港,港府不屑一顧,指廣東人口比香港多出很多倍,總產值超過香港並不稀奇。不過,如果有一日廣東人均生產總值也超過香港,港府又將如何解釋呢?

廣東省經濟全面超越香港的那一天,其實並不遙遠。智經研究中心發表報告指出,廣東將在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期間實現經濟戰略轉型,推算廣州及深圳未來十年的人均產值將超過香港。這個推算是有根據的,香港回歸時,內地人均生產總值僅及香港約三十分之一,如今廣州和深圳人均產值已達到香港的一半,按此發展速度,深圳、廣州後來居上,也許還要不了十年時間。

研究報告警告,廣東經濟產業結構戰略轉型對香港帶來種種挑戰,香港產業必須作出調整才能適應形勢的轉變。事實上,過去三十年,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者,現時珠三角已積累一定資本,對香港投資的依賴程度不斷減低,加上廣東將經濟重心由出口導向轉移至開拓國內市場,令過往港粵之間「前店後廠」的外銷型產業鏈難以維繫,最終造成粵港產業「離心力」加劇、廣東先進產業「去香港化」、香港「缺位」高新產業合作、現代服務業合作「競爭化」、產品及服務市場「國內化」等五大危機。

香港愈來愈邊緣化,已是不爭的事實。港府驕傲自大,蹉跎歲月,以致香港原地踏步,經濟轉型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,既欠缺重型產業,也沒有相關管理經驗,連碩果僅存的四大經濟支柱也搖搖欲墜;而廣東近年重點擴大鋼鐵、汽車、船舶、石化等產業的發展規模,並加速發展電子資訊、生物、環保、新能源、海洋等高技術產業。在這種情況下,香港拿甚麼跟別人合作呢?憑甚麼分一杯羹呢?

金融海嘯後,港府曾煞有介事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,無奈說多過做,至今並無寸進。就以近年內地孕婦湧港產子來說,本來是發展醫療產業的好機會,可惜本港病床、醫生、護士人手緊缺,配套跟不上,商機變成危機。所謂教育產業亦是如此,連學生住宿等最基本問題都解決不了,遑論發展亞洲教育樞紐。

港府胡混度日,一事無成,導致香港地位不斷衰落。回歸之初,人們愛將香港與新加坡相提並論,等到新加坡將香港遠遠拋在後面,香港只好轉而跟上海比較,如今上海大有後發先至之勢,香港只能再次降級跟廣州與深圳相比。十年之後,當廣州與深圳亦將香港拋在後面,香港又去跟誰比較呢?

沉舟側畔千帆過,病樹前頭萬木春。內地城市卯足幹勁埋頭發展,香港卻陷在政治泥沼難以自拔,自甘墮落。香港的前途恐怕只有兩個,要麼變回以前的小漁村,要麼被廣東吞併,成為廣東轄下的一個城市。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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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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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﹖

唐英年司長說,「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」,抽空而言,筆者十分認同。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,如何才能捍衛﹖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,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﹕概括而言,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,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,到50、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,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。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,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。
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

換言之,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,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,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,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﹕

1.費邊社會主義﹕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,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,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,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「港版費邊福利主義」﹔港人貧富差距拉窄,開始信奉漸進改革。

2.本土鳥籠民主﹕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,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,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,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,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,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。

3.行政吸納政治﹕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,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,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,通過塑造樣板「香港故事」,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。

4.民間專業主義﹕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,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,防範社會失序。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,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,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,以示專業凌駕政治。

5.政府專業主義﹕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,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﹔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,反被大幅制衡,不再貪污,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,傾向服從權威。

6.教育上流假定﹕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,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,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,至今在強化這神話。至於你信不信,反正上一代信了。

結果,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,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,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。根據童話故事,是咁的,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、白雪公主、白花油王子一起,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。

支柱是這樣傾倒的

可惜,現實是殘酷的。數年間,一道黑影掠過,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,「卡住了」。與國際經驗相比,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,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﹕

1.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,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.5的國際警戒線(2006年達0.533),遠超1981年的0.451,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.49相若,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。根據國際經驗,過了0.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,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。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,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,「在加入醫療、房屋等福利政策後,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.427」。正如唐英年說,「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,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」。

2.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,但在全球化時代,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,淪為落在台灣、越南、柬埔寨、菲律賓、新加坡之後﹔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,卻重拾進步光環。正如唐英年說,「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,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,自己說了算」。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,頂多是「時機未到」,今天愛國朋友卻說「西方民主已死」,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「早晚會有」,變成相信「不爭就沒有」。

3.在以往的行政吸納,精英被一網打盡,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。但在結社容易、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,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,吸納失去原有功能,體內改革難行,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,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。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,唯有由外而內,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,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,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。

4.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,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,對於「三權配合」,法律界絕不認同,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,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,以「官媒」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。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,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,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,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,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。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,都被貶作假專家、偽學者,為求短期政治效益,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,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,來掩蓋理性聲音。正如唐英年說,「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,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,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」,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、同情抗爭,政府喪失了「講道理」的公信力,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。

5.社會抗拒激進,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、警員的尊重,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,若假設不存在,後果不堪設想。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,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,已非政務官的規範。在港大風波,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﹕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,而年前保護胡錦濤、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﹔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,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,安保卻又不及。警務處長支吾以對,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、粗口說,並非專業所為,反見此地無銀,正如學生對監考員「hi auntie」,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。這類事例看似瑣碎,但正如唐英年說,「當底線不斷被衝擊、不斷倒退,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」。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「做多」,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,公務員、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,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,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,被執法者亦難信服。

6.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,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,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,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。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,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﹔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,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、私立大學,不但如唐英年說「將複雜問題簡單化」,更不啻飲鴆止渴。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,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,但從2005年開始,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,個別學科(像社會科學)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%,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。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,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,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,被告知唯有讀書高,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,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,非上一代人能理解。

說好的土壤呢﹖

「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」,很好,但回到核心問題,正如唐英年說,「必須有社會的土壤,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」,那說好的土壤呢?內地同胞教導我們「從現象看本質」,這本質反映什麼,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﹕「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,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,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。」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,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 rubbish,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、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,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,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。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,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,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,皮之不存,毛將焉附?

皮之不存,毛將焉附﹖

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,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﹔但就是威權政體,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。港英最威權之際,正是罷工、暴動之春﹔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,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,讓理性支柱斷裂,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,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。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,但只捍衛形式,未免本末倒置。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,必須重建上述支柱,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,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,卻會發現八月飛霜,世界怪得誇張,欲求未滿,剩下砒霜,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。

沈旭暉
samu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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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務司長應否是「儲君」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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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子強﹕政務司長應否是「儲君」﹖

近日,本地愛國陣營大老吳康民,頻頻就下屆特區政府管治班子的具體人選發表偉論,指點江山。

「鐵三角」和「君臣配」論

起初,他提出所謂「鐵三角」論,那就是把三位疑似特首候選人,「組成一個『聯盟』,集體施政,取長補短,以便成為一個強勢政府」。至於具體人選安排,他建議由范徐麗泰擔任特首,唐英年續任政務司長,梁振英擔任財政司長,並補充:「唐唐有近10年司長經驗,與公務員隊伍磨合較佳,讓他再『屈就』一屆司長,做出成績,以便下一屆一人一票選舉時有利於競逐。」

後來,他又改口,提出所謂「君臣配」論,那就是當「選出一位不太強勢的特首,再給他配上一位較有能力的政務司長」。至於具體人選,他建議由曾鈺成出任政務司長,並稱讚他議政論政,成績斐然,而泛民主派也敬佩他,並說過支持他。

我無意參與這種指點江山、為個別具體人選搖旗吶喊、抬轎造勢,以至勸進的遊戲,但卻想指出吳康民在提出這些建議時,背後想法顯露出的一些盲點。

首先,應否為了安撫,而把選舉、競爭的主要對手,放在「number 2」這個位置上﹖

主要對手作為「number 2」﹖

讓我們看看過去40年,美國總統的「number 2」配搭:

2008年,奧巴馬副總統拍檔是拜登,黨內初選主要對手是希拉里;

2000年,小布殊副總統拍檔是切尼,初選主要對手是麥凱恩;

1992年,克林頓副總統拍檔是戈爾,初選主要對手是Jerry Brown;

1988年,老布殊副總統拍檔是奎爾(James Quale),初選主要對手是多爾(Bob Dole);

1980年,列根副總統拍檔是老布殊,初選主要對手亦是老布殊;

1976年,卡達副總統拍檔是蒙代爾(Walter Mondale),初選主要對手是Jerry Brown;

1968年,尼克遜副總統拍檔是安格紐(Spiro Agnew),初選主要對手是列根。

從中可見,除了列根之外,7位總統當中的6位,都沒有這樣做。

理由很簡單,選舉中雙方已留下太多「牙齒印」,勉強把這樣的一個人留在臥榻之旁,不單是心病難解,甚至還會杯弓蛇影,擔心對方會否放「香蕉皮」給自己踩,好讓自己出事,好取而代之。所以與其同異夢,貌合神離,不如乾脆利落一點,始終勉強無幸福。

同異夢,貌合神離

吳康民說:「這三個人如果能夠衷誠合作,必能形成一個強勢政府,改變當前的頹勢」;

「唐、梁兩人,各抒所長,埋頭苦幹,幹出口碑,絕對有利於下一屆的競逐」;「三人同心,其利斷金」。

問題是,前提是「如果能夠衷誠合作」,但這個「如果」,恐怕機會渺茫。

歷史,尤其是董建華班子的歷史告訴我們,如果內閣中「number 2」、「number 3」,甚至是「number n」,都朝思暮想有朝一日可以當特首,這個內閣只會出現明爭暗鬥、暗箭難防的局面。這種情在香港尤其嚴重,因為這些人都不是來自同一個政黨,更難要求他們抱「同坐一條船」的心態。

「儲君」論

如果出於「折衷主義」,把幾個競爭對手,勉強湊合在一個內閣中,那只會是一場政治傾軋,以至是一個夢魘的開始。

其實,北京似乎也有一種思維,就是以「儲君」的角度來看待政務司長,那就是把一個有機會栽培成特首的人選,放在這個「number 2」的位置,好細心觀察,正如前述吳康民的那種心態,看看這位「儲君」能否「做出成績」、「幹出口碑」。但結果,就是這種「plan B」、「standby」、「備用方案」的邏輯,而讓過去特首和政務司長處於一種微妙,以至對立和緊張的關係中,「衷誠合作」也因此無從談起。

其次,如果不應以「儲君」的角度來看待政務司長這個崗位,那麼他應否是對特首的一個補足,又如果是的話,那又應該是一種怎樣的補足﹖

近日我與某位疑似候選人的核心幕僚午飯,他便說出了一句:「如果CE(特首)是一個『think-er』,那麼CS(政務司長),又應該是一個『do-er』,還是『think-er』呢﹖」

我回答說:「最重要的,不是competitor。」

認識曾鈺成的人,都知道他才思敏銳,說話一矢中的,而且與人為善,人脈極廣,在愛國陣營內極孚人望,就是民主派,在離開鎂光燈後都對他敬重有加,與他鎂光燈前給人的印象可謂不盡相同。但問題是,是否這樣的一個人才,就可以勝任政務司長一職﹖究竟CE和CS應該有怎樣的分工﹖如果是要互相補足的話,那麼把兩個互相是對方「mirror image」的「叻人」簡單放在一起,是否就是一時之選呢﹖

CE和CS的互補

最近,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李淑儀退休,離別在即,她帶點幽默地引用英國描述官場百態的《Yes Minister》一劇裏的對白,來寫電郵向大家告別。讀政治學的人都知道,《Yes Minister》及《Yes Prime Minister》都是歷久不衰的真正經典,而內裏寫的,就是官僚、公務員如何可以扭盡六壬,來架空他們上面那些由選舉產生的政客上司,陽奉陰違。我常常向政政系的新生鄭重推介這兩套作品,說是畢業之前必讀。

《Yes Prime Minister》所講述官僚與政客的矛盾,不單發生在英國,其實舉世皆然。所以當年「董陳配」的所謂矛盾,只不過是愛國陣營少見多怪,在《Yes Prime Minister》這些書中早有提及,在各地政府亦時有發生,見怪不怪。

「宰相」vs.「儲君」

只有是公務員出身,才知道堆積如山的文件和檔案裏,字裏行間,哪些才是關鍵,哪些地方是瞞天過海;只有是公務員出身,才知道若要雷厲風行的推動一項政策,如何才能打通經脈和關節,不會如泥牛入海。所以,若然CE和CS同是官僚體制的局外人,還有誰可以駕馭公務員團隊,開得動這部機器﹖

所以,若然對特首的期許,是一個有願景、有遠見之政治家的話,那麼政務司長,就應該是一個實幹型,可以為他駕馭百官的「宰相」,而非一個「儲君」。

我相信,在今天的政治格局之下,如果CE和CS,同樣都不是來自公務員的話,那很大可能將是一個鬆懈廢弛、未必「議而不決」,但卻「決而不行」的政府。

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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